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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12月，大连，曾思玉将军已走到生命尽头。
书桌上，常年摆着笔墨纸砚。
对这位从硝烟里走出来的老将军而言，书法不是装点门面的雅好，而是晚年生活里少有的安静秩序。
12月31日，他以102岁高龄辞世，留下了横跨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漫长人生。
曾思玉1911年2月2日出生于江西信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只读过三年半私塾。
年少时，他很早就尝到了生活的艰难。
1928年3月，17岁的曾思玉参加信丰农民暴动。
暴动失利后，他没有离开革命队伍，而是进入县苏维埃赤卫军，在游击斗争中逐渐显露出机敏、果断的一面。
1930年4月，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，曾思玉加入红军机枪连。
同年8月，地方武装整编为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，他也由此成为正式红军战士。
1931年11月，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，先后担任宣传队中队长、连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务。
曾思玉真正被毛泽东记住，是在长征途中。
1935年春，中央红军行军十分艰苦，毛泽东身体有病，需要担架转移。
曾思玉奉命逐一找担架员谈话，从中挑出6名年轻力壮、能够吃苦的战士。
毛泽东后来见到他，笑着说：“这位老表很精干嘛！
” 一句话不长，却说明曾思玉办事可靠。
长征路上，毛泽东还把一封紧急信件交给他，让他送往徐向前处。
当时，红军队伍正处在北上还是南下的关键关头，稍有差池，就可能造成红军内部的严重冲突。
送信途中，曾思玉面对的是复杂地形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。
那封信承载的，不只是几页文字，更关系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走向。
毛泽东听说由曾思玉执行任务，曾说：“曾主任亲自出马，我放心。
” 还有一次，曾思玉带侦察人员行动时，意外缴获了国民党方面的旧报纸。
报纸上的消息表明，陕北仍有红军活动。
这一信息为中央红军寻找落脚点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几件看似零散的小事，放在长征的大背景下，分量并不轻。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。
11月，曾思玉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。
当时林彪任军团长，聂荣臻任政治委员，左权任参谋长。
曾思玉级别不高，却常常承担直接关系部队安全的任务。
1935年12月，左权安排他带一个骑兵班，护送林彪从张村、驿村一带前往瓦窑堡。
两地相距五十多公里，沿途多为山路，马匹走不快。
曾思玉提前熟悉道路，安排警戒和行进节奏，最终在天黑前完成护送。
抵达瓦窑堡后，毛泽东一眼认出了他。
林彪在旁边介绍：“他已经是军团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了。
”这次相遇，也让曾思玉与红一军团的联系更加紧密。
随后，他又参与黄河渡口勘察，为红军东征山西做准备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曾思玉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民运股长，参与平型关战役后的后勤和群众工作。
他在洪洞、赵城一带组织青年参军，筹集经费，短短两个月动员三百多人入伍，并募集三万元。
罗荣桓因此破格提拔他担任第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。
1939年，曾思玉护送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四百多名学员穿越日军封锁线。
队伍历时三个月，行程约千里，最终抵达山东根据地，途中没有出现战斗减员。
这次行动的价值，不在于数字有多漂亮，而在于把一批干部完整送到了最需要他们的地方。
到解放战争时期，曾思玉已从基层政治干部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，先后参与邯郸、清风店、石家庄等战役。
1949年，华北军区第四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，曾思玉出任军长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没有停留在战争功劳上。
1951年，曾思玉率第六十四军入朝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参加第五次战役和秋季防御作战，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。
1955年回国后，他参与宝天铁路建设。
同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此后，他先后在沈阳、武汉、济南三个大军区任职，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、济南军区司令员各达七年，还曾兼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近三年。
从战场指挥到地方建设，工作性质变了，要求却同样严格。
在武汉任职期间，毛泽东多次来到东湖。
曾思玉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增多，彼此之间形成了特殊信任。
1973年，中央决定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，曾思玉与杨得志交换任职，前往济南军区。
那次谈话，也成为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1978年，响应干部年轻化安排，曾思玉主动离休，与夫人洪林移居大连。
他没有选择留在北京，而是说：“北京将军遍地跑，我到北京干什么？
”这句话很朴素，也符合他一贯低调的性格。
离休后的曾思玉常练书法。
有人问他长寿秘诀，他回答：“书法能陶冶情操，愉悦心怀，找到乐趣，对身体有好处。
”这位曾经带兵穿越封锁线、在大军区主持工作的将军，晚年把日子过得安静而规律，直到2012年12月31日，生命定格在10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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